竹简简赎上书写文字，是日常生活的需要，因此有着相当大的随意性。它对汉字进行改造和简化无时无刻都不会停止，是流动着的，有生命活力的，以至汉字从原始的图画文字简化成大篆，再简化成小篆和隶书，再简化成草书、行书、楷书的整个漫长的历史中都是如此:即一种新字体一旦成熟，它又开始向更简化的字体发展。我们对这些民间俗书很难找到它长期固定不变的、一种字体的规范模式。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些正规固定的字体，都是正式整理的结果。

    根据古代文献记载所知:西周宜王时期(前872一前782)，命太史著《史摘》十五篇，作为国家正式厘正的宫方文字，这是对简赎俗书的一次大整理，是对约定俗成后新字体的承认和规范与美化。所以今天我们能见到宣王时期铸造出的(彼季子白盘》、《颂鼎》、《毛公鼎》这些动人心魄的描文大篆;在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统一中国，实施有利统一国家管理的“书同文”政策，命李斯作《仓领》七章，赵高作《爱历篇》六章，胡毋敬作<博学篇》七章，对以前在战国时期秦国通行使用的俗书小篆进行形体标准化和整齐化，成为全国正式的官书体。因而今天还能看到《泰山刻石》、《琅哪台刻石》这些体态端庄停匀，用笔圆转舒徐有致的标准小篆字体。另外，据说程邈也对民间俗体隶书进行过整理工作，并得到秦始皇称善，但从未正式公布，这种整理出的“隶书”的面貌就不得而知了。但在东汉和帝(89一105)时，由贾鱿撰《谤喜篇》，并“以《仓领》为上篇，(训纂》为中篇，《傍喜》为下篇··，…皆用隶字写之，隶法由兹而广叹见《书断》)。这是一种行为，是对在西汉简赎中已成熟的隶书的承认和整理。现在我们能接触到大量的汉碑，就是整理美化了的后汉官体隶书。在这些汉碑中，往往还能见到书者的姓名，如《西狭颂》为仇靖书，(华碑》为郭香察书等。他们都是在汉代郡县中专设的“书佐”小官，负责起草和缮写文书的“书法家”。

    从先秦到汉代末年，书写汉字的功能主要是为了实用，其次才是表现汉字的造型和线条的美。因此，我们把这大约三干年的历史称之为中国书法的前艺术阶段。在这阶段里，我们的先祖很早就发明了竹简为书写文字的主要材料，在使用竹简(包括竹木腆、木简)这种材料的过程中，不仅固定了汉字的特有的书写形式，并把汉字的图画符号改变为线条符号，并最终造就成为方块汉字。在书写简书的过程中，一方面促使了汉字的结体愈来愈简化，另一方面，从无意识到有意识而创造出的笔法，却使书写汉字的线条由简单到丰富、多变而优美。这为后来书法成为独立的艺术提供了先决条件和良好的基础。即使在纸发明后，最终造成了简书的消亡，但它的巨大影响仍然在日后的文化生活和艺术创作中存在。直到一千多年后的今天，我们的书法艺术和书籍印刷仍然沿袭汉简固有的、由上而下、从右到左的形制。它的丰富多变的线条及造型为书法家创造新风格所喜爱和吸取。甚至连我们使用的日常用语中，为“文犊”、“书简”、“信札，，“删改，“刀笔”、“削正”、“编，、“卷，，等词汇里无不闪现出

     古代竹简书时代的影子。